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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危机与跨文化传播
者认为在实现有效传播的过程中，政府的作为起着更为主导的作用，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力丹认为公共危机的传播问题需要一个基本的政策前提，即政务信息的公开。通过对非典案例的分析，他指出尊重人民的知情权,[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不应视为一种被动的态势，而是要在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培养公众的判断力。通过公开信息，引起公众的高度警觉和积极配合。而天津师范大学的刘卫东认为，处于社会双重转型期的当代中国，因前所未有的现代化变迁与体制转型而进入了高风险社会。就地缘政治而言，包括国家信息传播在内的文化安全问题也日益凸现在国人面前，成为风险社会中最重要的社会安全隐患。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为确保国家文化安全，大众传媒应该从更广泛的社会视野和更深层的内在文化理性去观察与思考国内外形势，以营造有利于当代国人心理潜质和价值判断的舆论环境，推动中国公民政治文化认同和行为取向的最终实现；同时,[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国家决策高层和有关部门应从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长远目标出发，加强国家文化传播战略和传播制度建设，成立国家紧急情况部，筹备国家文化发展银行,[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进一步完善国家信息与文化安全立法工作。5公共危机问题报道的跨文化比较通过比较认识不同文化的异同，是跨文化传播研究的基础性工作。一些学者在此次会议上通过对同一危机事件在不同文化背景下报道理念和报道方式等的异同进行了或质化或量化的分析，得到了一些比较新颖的观点和研究路径。复旦大学的黄旦等学者就食品安全问题在我国专题述和欧美国家的公开发布和披露这一问题进行了比较，指出我国目前食品安全传播的基本范式是：发生问题――媒体曝光――公众恐慌――相关部门介入――查处、检验、定性――相关责任人受处罚，其最大特征就是以媒体为先锋。与之相比，在欧美国家，则是以食品安全机构日常检查为主，主动将有关食品安全信息告之于众，评估机构对事件本身以及结果做出评估，媒体一般处在信息通道的末端，即向公众告知某一食品安全问题以及处理意见，媒体、政府、评估者各有职责，互为制约。在这样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模式中，媒体是一个最佳的信息传播载体。由此，黄旦等学者得出结论：我国的媒体在食品安全报道中，由于追逐经济利益或是缺乏职业精神，的确存在着许多问题。然而，问题的根本却在于我国不健全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体系。因此，在食品安全报道上，目光盯住媒体自身、强调媒体报道的自律固然重要，但如果真正要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最大限度减少食品安全报道之后出现的种种问题，则必须建立良好的食品安全信息传播系统，大众传媒无需也没有必要充当先锋。当人类面对许多共同的公共危机时，跨文化传播学者们自然而然地将目光转向了寻求国际合作，以期获得对跨文化公共危机传播更深入的了解和更透彻的把握。英国桑德兰大学媒介及文化中心的约翰·斯多雷和武汉大学的纪莉就“中英媒介与危机传播报道比较”这一研究主题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他们的合作做出了一种较有挑战的尝试，即围绕“禽流感”这个典型事件，发现、分析跨文化传播的异同，并找出这种异同产生的背景和历史成因。他们的研究得出了一个开放式的结论，即随着全球化的进行，中国的危机报道是否会逐渐倾向西方话语体系?此外,[link widoczny dla zalogowanych]，法国波尔多大学三大的于格·欧梯也量(HuguesHotier)、法国加莱大学的梅勒里(Christian笺Mesnil)、武汉大学的王瀚东和纪莉4位学者分别选择了英国、法国、比利时和中国的两家报纸，并对其删2007年1月问关于污染问题的报道进行了量化研究，他们的研究指向一个共同的目标：探讨在全球苎性的危机问题面前，各个国家是否会因文化的差异而产生报道和宣传上的差异。虽然这项研究尚无明确结论，但其发展态势值得我们肯定和关注。慧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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